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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河圖洛書與漢儒皇室》

 

有學者研究說,“河圖、洛書”是出自東漢《讖緯》的篇名和代稱。

 

據知自東漢以來,儒家有關“河圖”、“洛書”的說法形形色色,莫衷一是,歸納起來,主要有如下幾種:第一種,即東漢 桓譚《新書》“讖出河圖、洛書”,東漢 鄭玄 引《春秋緯》“河圖有九篇,洛書有六篇”。

 

第二種,即晉儒 梅賾《偽孔傳》有關 伏羲 時代“河龍獻圖,以畫八卦”,和南宋 朱熹《周易本義》首先使用的所謂“戴九履一”圖式等同。



有學者認為,“河圖”、“洛書”兩詞,最早產生於東漢初,最初是讖書的篇名,稍後則成為讖書和緯書即“讖緯”的代稱或別名。(讖是預測未來書、緯是神話歷史書。)

 

因此,除東漢 桓譚《新書》“讖出河圖、洛書”,鄭玄 注所據《春秋緯》的相關記載值得重視之外,其他說法純粹屬於後世儒家的偽造、偽託,完全不可據信。
 


“河圖”、“洛書”, 最初是東漢“讖書”的篇名,稍後是“讖緯”兩者的代稱,已為充分的文獻依據所證明。這裏分敘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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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“河圖”、“洛書”是東漢“讖書”的篇名。

讖書,又稱“讖”、符命、讖記、讖言、圖讖、讖文、圖箓、圖書、河洛書、河洛之文、河洛讖文、河洛圖書、河洛、河圖、洛書等。

 

秦末“亡秦者胡也”,即是“讖言”的例子其中之一,但未見圖形;西漢稱“讖”,仍未見圖形。

 

新朝 王莽 稱作“符命”、“圖讖”,始有圖形,是圖形與讖語兩者合一;至東漢發展而成“讖書”,即圖形與讖語之外,附加解釋言論或案例之類。

 

讖書是東漢儒者以方術、巫術等手法編造出來的一種有圖形符號、隱語或預言,以及相關解釋等相混合的著作,作為“預測吉凶”的所謂“符驗”或“徵兆”。

 

其中的“符”,即一種似篆非篆、似畫非畫、似圖非圖的“三不像”圖形。“河圖”與“洛書”,即是東漢最早的讖書類圖籍中的兩種篇名。文獻記載舉例如下。

讖,—— “初,光武善讖。”《後漢書.張衡傳》

 

符命,—— “符命之起,自此始矣。”《漢書.王莽傳上》

 

讖記,—— “君惠好天文讖記。”《漢書.王莽傳下》

 

讖言,—— “及光武尤信讖言。”《後漢書.祭祀志上》

 

圖讖,—— “李通以圖讖說光武。”《後漢書.光武帝紀上》

 

讖文,——“初,上以《赤伏符》即帝位,由是信用讖文,多以決定嫌疑。”《後漢書.桓譚傳》

 

圖箓,——“故王梁、孫鹹名應圖箓,越登槐鼎之任。”《後漢書.方術列傳上》

 

圖書,—— “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。”《漢書.王莽傳上》又如“今諸巧慧小才、伎數之人,增益圖書,矯稱讖記。”《後漢書.桓譚傳》

 

河洛書,——“讖書,河洛書也。”《文選.張衡〈思賢賦〉》唐李善注引《蒼頡篇》

 

河洛之文,——“至乃河洛之文。”《後漢書.方術列傳》

 

河洛讖文,——“乃詔(梁)松等複案索河洛讖文,言九世封禪事者。”《後漢書.祭祀志上》

 

河洛圖書, ——“麟鳳在效蔽,河洛出圖書。”《漢書.武帝紀》(按:此句疑為後儒所竄入,因為武帝之世的“符瑞”標誌,仍然推崇“鳳鳥”或“白麟”等。此是後話。)

 

河洛,——“又善風角、星算、河洛、七緯,推步災異。”《後漢書.方術列傳樊英傳》

 

河圖、洛書,——“ 讖出河圖、洛書。”桓譚《新論.啟寤》

 

又如“皇帝唯慎河圖、洛書正文,是月辛卯,柴,登封泰山。”《後漢書.祭祀志上》

 

再如 鄭康成 之義,則《春秋緯》雲:‘河圖有九篇,洛書有六篇。’《周易正義.系辭上》孔穎達 疏引。
 


以上所引諸則,僅選擇其較具代表性者,並不表示全面詳盡。

“讖” 初指單純的隱語或預測之言,東漢起成為“讖”、符命、圖讖與讖書的通稱。“符命”,即圖讖,是圖形與讖言的合稱。讖記、讖言、讖文、圖箓等,即通指《讖書》。

 

“圖書”,原指符命、圖讖,後指讖書,再後來又通指《讖緯》。“河洛書”,“河”指黃河地區;“洛”指洛水地區,東漢建都於洛陽,也兼指“洛陽”。

 

“河洛”即泛指黃河至洛水地區一帶,後成為中原地區的代稱。河洛書、河洛之文、河洛讖文、河洛圖書,即初指由黃河地區與洛陽地區的儒者所出產的《讖書》,後則兼指由黃河地區與洛陽地區的儒者所出產的“讖書”與“緯書”。“河洛”,則是河圖與洛書的簡稱。

 

至於“河圖”與“洛書”,這裏指東漢初《讖書》類圖籍的兩種篇名,如“河圖有九篇,洛書有六篇”,後則兼指《緯書》, 也即泛指《讖緯》。

 

至於“河圖有九篇,洛書有六篇”,這是東漢初期《讖書》類的代表作品,後來遠不止這個數字。以“河圖”取名的,如《河圖.赤伏符》、《河圖.會昌符》、《河圖.合古篇》、《河圖.提劉予》等;以“洛書”取名的,如《洛書.甄曜度》等(見《後漢書》)。

 

(從日本學者 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 合編《緯書輯錄》一書的目 錄上統計,東漢以來的“河圖”類讖緯書有40餘篇,“洛書”類讖緯書近20篇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。)

 

由此可知,讖書是由東漢初儒者“增損”符命而成,所謂“增益圖書,矯稱讖記”(《後漢書.桓譚傳》),所謂“敏對曰:臣見前人增損圖書”(《後漢書.儒林尹敏傳》),即是其中例子。
 


從上引文獻記載中看到,“讖書”的名稱繁多;儘管如此,但“河圖”與“洛書”,卻首先是讖書類圖籍的篇名。這從東漢初 桓譚《新書》、《後漢書.祭祀志上》和 東漢末期的《周易》鄭玄 注等幾個方面,得到充分的證明。

 

桓譚(?-56)曾任東漢王朝“給事中”之職,他敢於當著 漢光武帝劉秀 的面前,批判河圖洛書即《讖書》、也就是所謂河洛“圖書”,是“奇怪虛誕”等,險遭極刑(見《新書》和《後漢書.桓譚傳》)。

 

其次,是 光武帝劉秀 登泰山封禪,“唯慎河圖、洛書 正文”,這表明,“河圖洛書”所具備的“正文”,即是“河洛讖文”,也就是《讖書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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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者,《周易》鄭玄注引《春秋緯》“河圖有九篇,洛書有六篇”,進一步說明了“河圖”與“洛書”,首先是讖書的篇名。又再者,東漢 許慎《說文解字》(舊本)一書也證明了這一點,如 “讖,驗也。有征驗之書。河洛所出書曰讖。”(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3)據悉,“有征”以下十二字,由清 段玉裁 據自《文選》引注所補上(同前)。

 

許慎 所謂“河洛所出書曰讖”,所指應是“河圖九篇”、“洛書六篇”等讖書。由此可見,文獻記載與後人注疏徵引互相印證,“河圖”與“洛書”是“讖書”的篇名。換句話說,東漢初期,“讖書”即是“河圖”、“洛書”;“河圖”、“洛書”即是“讖書”。


2)“河圖洛書”是東漢“讖緯”的代稱,而“讖緯”,是“讖書”與“緯書”兩者的合稱。



“緯書”,又稱“緯文”,簡稱“緯”。指東漢那些方士化、巫士化的儒者,匯輯西漢中後期那些宣揚 董仲舒 神學、天命等封建迷信、用以附會儒家經義的謬論書。

 

有“七緯”之說,如《詩緯》、《書緯》、《禮緯》、《樂緯》、《易緯》、《春秋緯》和《孝經緯》等;代表作有如《詩緯.含神霧》、《書緯.帝命驗》、《禮緯.含文嘉》、《樂緯.動聲儀》、《易緯.乾鑿度》、《春秋緯.元命苞》、《孝經緯.援神契》等。

 

其中除少量天文、曆法知識之外,大部分是神話傳說和封建迷信言論。



“讖緯”,也稱“圖緯”,又稱“圖書”等。如“自中興之後,儒者爭學圖緯,兼複附以妖言。”(《後漢書.張衡傳》) “圖緯”即圖讖也即讖書,與緯書的合稱。

 

大意是說,自從 光武帝劉秀 建立東漢王朝以來,儒家爭先恐後地學習讖書和緯書,同時兼多增益以妖言。從“圖緯”一詞 上看到,至 張衡 之世(78-139),讖書與緯書,業已完成合流的使命,故有“圖緯”之謂。



“緯書”是兩漢之際,新儒家的「今文經學派進一 步貫徹、完善 董仲舒 神道主義的重要產物,也是對東漢初古文經學派的一種回應和挑戰。

 

西元56年,光武帝劉秀 “宣佈圖讖於天下”,自此讖書成為所謂“內學”,其他儒經則成為“外學”,讖書獲得了比經書還高等的地位,成為居於主導地位的官方正統思想。

 

今文經學派為了維持“正統”地位,進一步深化儒學的神道主義內涵,把緯書與讖書合流,即在緯書中摻進了讖書的內容,讖書中又摻進了緯書的內容,形成了“緯”中有“讖”,“讖”中有“緯”的一種“讖緯合流”的格局。

 

所謂“讖緯”或“圖緯”之稱,即據此而來。西元79年,漢章帝劉旦 親自欽定了《白虎通義》這一封建專制政治的綱領性法典,確立了“讖緯”即“河洛 書”、“河洛圖書”的官方思想統治地位。

 

從此,原來單指“讖書”的“河洛書”、“河洛圖書”、“河圖”、“洛書”等稱謂,即演變成“讖書”與“緯書”、也就是“讖緯”兩者的代稱或別名。

 

雖說後儒不斷試圖為掩蓋“河圖”、“洛書”那與生俱來的“讖緯”本質,而推演和編造出各種神話變異,但仍萬變不離其宗。



讖書與緯書兩者,有區別之處,也有共同之處。其區別之處在於;「讖書以“預言未來”為主緯書則以神話歷史”為主即表面上以“預測”為主,實質上是一種政治隱語,暗示著未來某一可能發生或即將發生的政治事件。實際上它如同你去宗教場所求籤的籤纸字條一樣,標示某種方向或吉凶預測。

 

如《系辭》所謂“河出圖,洛出書,聖人則之”,表面上指河洛出產讖緯之書,實質上卻是一句讖語,意即:“河洛”地區 是中原人“王權”事業的發源地,“河洛圖書”即“天命文化”,即是“王權”文化;“王權”要擴張,“天命文化”即儒家“河洛文化”,就必須要走出黃河洛水 地區即中原地區,後繼的王者應當以此作為準則,堅持不懈。

 

史實昭示,中國自東漢以來歷代王權,正是照此依樣葫蘆地走過來的。而緯書以“以往性”、“謊主性”為主,即以所謂“神話”或“傳說”為藉口,毫無事實依據捏造所謂“歷史”,用以編造“王權”的所謂“淵源久遠”,以及“君權神授”等的所謂歷史依據。

 

如唐朝《周易正義》孔穎達 疏引 鄭玄 注:“如 鄭康成 之義,則《春秋緯》雲:‘河以通乾出天苞,洛以流坤吐地符。河龍圖發,洛龜書感。河圖有九篇,洛書有六篇。’”(《十三經注疏》上冊第82頁)等等。而兩者之間的相同之處,即均是為現實政治服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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換句話說,讖書主“後”,緯書主“前”,一前一後,形成了一個極端虛無的、荒謬絕倫的歷史鏈條,用以圓其“君權神授”的歷史謊言。說白了,不外是一種政治手段和需求。

 

在這個意義上說,作為“讖緯”的代稱,“河圖”、“洛書”說,無疑成為東漢以來家天 下封建專制統治者,用以欺騙人民的一個所謂“合法”憑證。或者說,“河圖”、“洛書”說,是由儒家所偽造的一張王權政治的“營業執照”。



由此可推定,儒書上鼓吹和宣揚“河圖”、“洛書”,源於所謂“伏羲”之世的“龍馬出河”、“神龜負文”等,筆者認為,那是一派胡說,是一種政治謊言。



東漢建都於洛陽,光武帝劉秀 的王業也奠基於洛陽,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故洛陽文化,有“洛書”之謂。而洛陽屬於黃河地域,故黃河文化,又有“河圖”或“河洛 書”、“河洛圖書”之謂。 

 

由此可見,讖書產自河洛地區的儒者之手,緯書也產自河洛地區的儒者之手,兩者均是河洛地區儒者的新出品,是無可置疑的。

 

而東漢的讖緯學說,是對孔子“天命觀”和 董仲舒 神道主義的重要繼承、創新和發展,是儒學的重要組成部分,卻是毫無疑問的。河南洛陽是都城,帝王宣導讖緯,這就是 “河圖”與“洛書”共同的時代特徵。

 

至此,儒家從根本上完成了儒學神道主義的基本理論建構,把儒學神道主義推上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高峰。

 

如果說,孔子的“天命觀”是儒學神道主義的基本綱領,西漢 董仲舒 的“君權神授”是對孔子“天命觀”的繼承、演繹和發展

 

那麼,漢光武帝劉秀 的“圖讖”創意,即“河圖”、“洛書”說,也就是儒學神道主義在東漢獲得進一步深化、發展和完善的一個重要的歷史標誌。

 

在這個意義上說,光武帝劉秀 對儒學神道主義的深化、發展和完善,功不可沒。而光武帝劉秀,即成為以帝王身份參與發展和完善儒學的第一人。至此,儒學的“王權”本質,已進一步獲得增強和凸顯。關於這一點,後面還將繼續討論。

 

儒書上鼓吹和宣揚“河圖洛書”,源於所謂“伏羲”之世的“龍馬出河”(河圖)、“神龜負文”(洛書)等,那只是一種對皇權需求的穿鑿附會,是一種統治手段下的政治謊言。

 

讀完後你是否感覺和印度雅利安人杜撰吠陀神話以鞏固政權很相似?是的,歷史永遠有太多的相似處!
(原文出自旅美學者陳捷夫)

 

30/04/2020   龍爺編輯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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